天眼查APP显示，阿维塔科技（重庆）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企业名称变更为阿维塔科技（重庆）股份有限公司。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几乎所有公司启动首次公开募股（IPO）前的标准操作和必要前提。因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治理模式更符合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

在这次工商变更前不久，阿维塔科技的管理层已经进行了重要调整。2025年9月19日，公司宣布由王辉接替朱华荣出任阿维塔科技董事长。王辉是长安汽车副总裁，拥有丰富的战略规划和海外市场经验，这一任命被普遍认为是为了更好地推动阿维塔的全球化战略和IPO进程。

此次变更并非孤立事件。早在2025年6月，阿维塔科技的注册资本已由约19.95亿元人民币增至约30.65亿元人民币，引入了包括重庆安渝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内的新股东。

阿维塔科技此次完成股份制改造，是其朝着计划中的港股IPO迈出的重要一步。

港股上市并非孤立事件

有消息称，阿维塔计划于2025年第四季度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最快可能在10月提交招股书，拟于2026年第二季度完成挂牌。并且，中金公司和中信证券为联席保荐人。阿维塔上市推进逻辑为：通过资本化解决资金需求，并借助“CHN模式”和全球化战略实现长期目标。

在新任董事长王辉上任后，阿维塔发布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产品上，计划到2026年推出5款升级车型，2030年累计推出17款新车型。市场方面，目标是2027年实现全球销量40万辆、年收入千亿元，2030年销量提升至80万辆，并计划进入全球80多个国家。

回顾阿维塔的融资经历，2021年至2023年间，公司先后完成3轮融资，累计融资金额近80亿元。其中，天使轮融资24.2亿元；A轮融资25.47亿元；B轮融资30亿元，投后估值近200亿元。

最近的一轮融资发生在2024年12月，长安汽车及多方投资者向阿维塔增资合计111.01亿元，融资后估值约300亿元。据了解，阿维塔赴港上市，计划募集资金最高可达10亿美元（约合78亿港元）。这些资金将主要投入于下一代车型的研发设计、智能驾驶技术的迭代、海外市场渠道的建设以及品牌发展等领域。每一项都是需要长期巨额投入，上市融资就是为了提供资金支持。

上市对阿维塔而言，更是一个推动公司实现质变、构建长期“自我造血”能力的战略举措。阿维塔科技总裁陈卓曾表示，IPO不仅是解决融资问题，更是为了借助上市的管理要求，完善企业治理架构，使其更加合规和规范。这对于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合作的阿维塔而言，有助于理顺复杂的协同机制，建立更市场化的决策体系。

更方便参与全球化竞争

随着新能源转型的深入，中国车企迎来资本市场的密集动作。前不久，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奇瑞汽车）成功登陆港股，成为今年港股最大车企IPO，募集资金总额约91.45亿港元。稍早之前的8月22日，东风集团股份发布公告称，子公司岚图汽车将以介绍上市方式登陆港股，东风集团股份将同步完成私有化退市。赛力斯汽车申请港股二次上市，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备案，正在推进中。

这股赴港上市潮并非偶然，而是中国车企为应对当前激烈竞争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

智能电动化的竞争已进入固态电池、高级别智能驾驶等核心技术的深水区，这些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巨额资金投入。通过港股上市，车企可以迅速获得宝贵的“弹药”，形成“融资-技术突破-市场认可-再融资”的正循环。

这一点，我们从各家车企的招股说明书就能看出一二。奇瑞计划把约35%的资金用于研发不同车型，25%用于下一代汽车及先进技术研发，20%用于拓展海外市场；赛力斯在港股IPO计划募资超10亿美元。其中，70%资金用于技术研发，包括魔方技术平台、智能驾驶等核心领域。20%用于海外渠道建设及充电网络服务，10%补充营运资金。

此外，在香港完成二次上市的车企还有宁德时代、理想、小鹏和蔚来。这是因为在港股市场，不仅能直接募集美元、港元等国外资金，还能极大提升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信誉度，助力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比如，方便在海外建厂和拓展渠道。

同时，港交所拥有更成熟的监管体系和国际化的投资者群体。企业上市后，在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和市场监督下，有助于倒逼自身完善公司治理，从而提升运营效率。

说回阿维塔，它通过港股上市向市场证明，它既有背后依靠国企体系内资源协同的优势，又能保持决策高效和营销创新的活力。从而保证未来的规划能够得到有力地执行。

当然还有一个点也很重要，岚图此前通过“介绍上市”的方式登陆港交所，而阿维塔目前也在谋划港股上市，两家央企新能源品牌先后脚登陆港股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技术竞争迈向资本竞争的新阶段，并试图通过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对接，更好地参与全球竞争。

百姓评车

对于阿维塔而言，港股上市的目的不仅仅是募资，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通过对接国际资本市场的标准，倒逼“CHN”这类创新合作模式理顺机制、优化治理，从而在保有国企资源协同优势的同时，激发出更具活性的市场竞争力，并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的关键跃迁，在全球市场中构建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